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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开篇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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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金线_第三章 失望(第1页)

  第三章失望

  检察总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申述,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犯人年纪虽轻,但在从事叛国活动方面已是老手,因而理应剥夺其生命。他的种种通敌行为并非始于今朝昨日,或者去岁前年,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确定无疑地经常往来于英法之间,从事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倘若他的叛国活动都能得逞(幸而绝不会如此),他的罪恶勾当就不会被发觉了。多亏上天有灵,让一个无畏无惧、无瑕之人探知该犯的阴谋,震惊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揭发。此爱国志士将亲自出庭做证。就整体而论,他的立场和态度均属高尚。他曾是该犯的朋友,但在这一又吉又凶之时察觉出该犯的可耻行径,便毅然决定将此不能再视为密友的卖国贼奉献在祖国的神圣祭坛上。假如大不列颠也如希腊、罗马一样,明令要为有利于公益之人立像,那么这个杰出公民定能享有。不过,既然我国无此规定,他可能也就无法享有了。美德,正如诗人所赞(他深信许多诗章已逐字逐句涌向陪审团的舌尖,夺口欲出;对此高论,陪审团诸公却面露愧色,表明他们对此类诗章一无所知),是具有感染力的,而爱国主义,或者称为对祖国的爱这种光辉的美德,尤其如此。为国王(提到国王未免冒昧,但光荣)效忠的这位纯洁无瑕、无可指摘的证人,以自己的崇高风范打动了该犯的仆人,促使他下了神圣的决心,去搜查他主人的桌子抽屉和衣袋,并藏匿他的文件。他(检察总长先生)准备听取对这个可敬的仆人的种种非难,但就总体而论,他爱此仆人甚于爱自己的(检察总长的)兄弟姐妹,敬他甚于敬自己的(检察总长的)亲生父母。他满怀信心,吁请陪审团诸公亦起而效仿。这两位证人提供的证词,加上他们俩所发现并即将在法庭出示的文件,表明该犯曾搜集陛下海陆军兵力、部署及备战情况的详尽资料表册,并毫无疑问地屡将此类情报递交敌国。虽然尚不能证明上述资料表册为该犯手迹,但这无关紧要,这确实反倒更有利于起诉,证明该犯精于防范之术。证据将回溯至五年前,在英军与美军初次交锋之前数个星期,该犯就已从事此项罪恶活动。出于上述种种理由,在座的忠诚的(正如检察总长先生所知)、尽职的(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陪审团诸公必须肯定无疑地判处该犯有罪,不管他们是否乐意,都应判处该犯死刑。该犯之头若不落地,不但他们本人的头无法安枕,他们妻室的头无法安枕,就连他们儿女的头也难以安枕,总而言之,谁都不能高枕无忧。检察总长先生搜肠刮肚,以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名义,要求陪审团务必砍下该犯之头,并庄严地宣称他业已把该犯当成死去的了。

  检察总长发言完毕,法庭上响起一片嗡嗡之声,仿佛有一大群绿头苍蝇拥在犯人周围,等着他很快变成某种腐烂的东西。嗡嗡声平静下来后,那位无可指摘的爱国志士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总长先生继他的上司之后,对这位爱国志士做了查询:此人名叫约翰·巴萨德,是个绅士。至于他的灵魂如何纯洁无瑕,他自己的叙述跟检察总长先生的描述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也许是太吻合了一点儿。他把他那高贵胸怀中的重任卸尽之后,本想谦恭告退,不料,坐在洛里先生近旁、面前摆着一大沓文件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要求问他几个问题。洛里先生对面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则依旧两眼一直看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于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那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监狱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他自己摔下楼的。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他的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做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佣,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做证过程中一再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这个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这个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这个犯人的衣服时,多次发现这个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这个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这个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加来的几位法国先生看。在加来和布洛涅,这个犯人给几位法国先生看过和这差不多的表册。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偷过银茶壶,他曾因一只芥末瓶受到过诬告,但结果发现那瓶不过是镀银的。他认识前一个证人已有七八年,不过这只是个偶然的巧合,他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巧合——巧合多半是奇怪的。他的唯一动机,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绝不是奇怪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希望很多人都像他一样。

  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里先生做证。

  “贾维斯·洛里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尔?”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里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他是不是像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他们俩都裹得很严实,夜又那么黑,我们又没有说过话,所以我对这一点也不能说什么。”

  “洛里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要是他穿戴得像那两个乘客一样,从他的身材个头儿来看,能说出他和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有什么地方不像吗?”

  “不能。”

  “洛里先生,你不能保证说,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有可能是那两人中的一个了?”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跟我一样——十分害怕强盗,这个犯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你见过假装害怕的人吗,洛里先生?”

  “当然见过。”

  “洛里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