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金线_第三章 失望（第4页）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被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当，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等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了神志，她已经和我很亲密了，可是我连她是怎样变得跟我亲密起来的也说不清。这个过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起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被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尔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了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一名证人被传上来，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座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辩护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字条一看，不由得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
证人表示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个犯人很像的人？”
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的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这位博
学的同行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结果，这个证人像陶器一样被砸得粉碎，他在这起案子中的作用被砸成了一堆废料。
克伦彻先生在听证人做证时，美美地吮着手指上的铁锈，此刻他都快填饱肚子了。现在他得好好听了，斯特里弗先生正在为犯人做辩护，他的辩护词像紧身衣一样一件件套到了陪审团的先生们身上。他向他们指出，那位爱国志士巴萨德实际上是个受雇于人的密探、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靠做伪证诬陷好人赚取血腥钱的坏蛋，是继受人唾弃的犹大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恶棍——他看上去确实很像犹大。他指出，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德的狐朋狗友，他们是一丘之貉。这帮善于伪造证件、起假誓、做伪证的骗子盯上了这个犯人，要拿他做牺牲，因为他的法国血统，有些家族的事务需要他多次渡过海峡去处理——至于是些什么事务，为了替他的亲人着想，哪怕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不能公之于众。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所受到的歪曲、曲解，她做证时的痛苦神情，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的谈话不过是少爷小姐邂逅时无伤大雅地献献殷勤，说几句客套话罢了——至于有关乔治·华盛顿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句滑稽的玩笑而已，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要是政府想利用最庸俗的民族排外心理和恐惧心理来树立威信，那么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暴露政府的弱点，而检察总长先生偏偏想要大做文章。这一案件，除了这种常常把水搅浑的卑鄙无耻、臭名远扬的假证外，再没有别的证据了，而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国事犯审判中已经屡见不鲜。说到这里，法官大人插话了（脸板得那么凶，仿佛那不是事实）。他说，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类含沙射影的指责。
接着，斯特里弗先生也叫了几个证人做证。于是，克伦彻先生只得再听检察总长先生把斯特里弗先生套在陪审团先生们身上的紧身衣又一件件脱下来，翻个里朝外。他说，巴萨德和克莱要比对方想象得好上一百倍，而这个犯人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出马，把那件紧身衣一会儿朝外翻，一会儿朝里翻，可是千翻万覆不离其宗，还是在为犯人裁剪寿衣。
终于，轮到陪审团进行讨论，大群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卡顿先生始终坐在那儿，盯着法庭的天花板出神，就连这一群情激奋的时刻也未能使他挪动位置和改变姿势。当他那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一面收拾面前的文件，一面与邻座低声说话，不时焦急地朝陪审团张望时，当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开始走动，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时，当法官大人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在台上踱来踱去，使观众疑心他心神不安时，唯有这个人依然靠在椅背上坐着，马马虎虎地披着破旧的律师袍，凌乱的假发刚才摘下过，现在又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始终望着天花板。他这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不但使他显得不体面，也大大削弱了他和那个犯人相像的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比较时，由于他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显得比现在像得多），以至许多看热闹的人看见他现在这副样子，都纷纷议论说，他们并不觉得这两个人十分相像。克伦彻先生也对身旁的人说了这个看法，还补充说：“我敢拿半个基尼打赌，他是揽不到打官司生意的，他看上去不像个能打官司的人，是不是？”
然而实际上，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卡顿先生对眼前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比如现在，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他第一个发觉了这一情况，并马上叫了起来：“法警！快照顾一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见她快昏倒了吗！”
在她被搀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对她非常怜悯，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让他回忆起那遭囚禁的岁月，显然使他十分痛苦。在他受到传讯时，看得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打那以后，使他变得苍老的沉思或者说忧虑的表情，便像一片乌云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人员回来了。停了片刻，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员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暂时退席。法官大人（也许心里还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惊讶，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可以在监督与警卫的陪同下退席，接着他自己才退席。这场审判整整延续了一天时间。此时，法庭里已点上了灯。由于开始纷传陪审团要退席很久，旁听的人都陆续休息吃喝去了，犯人也退到被告席后面，坐了下来。
洛里先生在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父亲出去时，也跟了出去，现在又重新露面，他对杰里打了个手势。人们的兴趣已经有所减弱，法庭里人不多，杰里毫不费力地就走了过去。
“杰里，你要是想吃点儿东西，就去吃吧，可是别走远。陪审团进来时，你要保证能听到，一分一秒也别落在他们后面，因为我要你把判决的结果送回银行去。我知道你是跑得最快的信差，能远远赶在我前头跑回圣堂栅栏门。”